我有个书架，上面放着许多我的课外书，其中有本我百看不厌的书，名叫《狼王梦》。这本书主要讲的是：一头母狼紫岚生下了四只小狼崽——公狼黑仔、蓝魂、双毛以及母狼媚媚。紫岚为了让他们有出息而让三只小公狼去争夺狼王洛戛的王位，但最后功亏一篑，三只小公狼分别死在了金雕的利爪、猎人的捕兽夹和洛戛的尖牙之下。最后，紫岚为了保护她的最后一个孩子——媚媚，与一只老雕搏斗至同归于尽。看完这本书，我被故事情节深深打动了：这本书既让我了解了自然生物知识，又让我明白了动物和人类一样，也有伟大而无私的母爱。
我的书架上还有不少书籍，有《昆虫记》、《笑猫日记》，还有《安徒生童话》……这些书都是我的“精神食粮”呀!正因如此，我很爱惜它们。每当我在阅读前，总会洗净手，小心翼翼地抽出其中的一本，慢慢而仔细地品读。
“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作家高尔基曾这样说过。没错，而这些“精神食粮”也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。不读书，不就等于落在了这个时代的后面吗?
我的读书你不会
马尚龙
不久前，上海图书馆请我去讲一讲我的《上海制造》和海派文化的关系。讲座前主人向我介绍图书馆的采和编，我小小地插了句话，我说图书馆的采编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中国图书分类法，比如当代中国小说的编目是I247.5。主人有点惊愕。我说一点不奇怪，我的文化职业生涯之初，是在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，专业知识未敢忘啊。
我对主人说，我之后所有的创作经历、创作思路，都与我这一段长达五年的特殊读书经历有关。我常常会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书库里。是在读书吗?准确地说，是在翻书。这本书翻翻那本书翻翻，一整天就过去了。不知那时我的兴趣就已很杂以至于看了太多的书，还是看了太多的书使得我的兴趣很杂。
在我的《上海女人》直至《上海制造》几本书出版后，许多读者和朋友都惊讶于书中的信息量大、学识面广、资料性强，还有诸多人所不知的材料，把我看做是“万宝全书”。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会掌握如此广博的材料，并可信手拈来、挥洒自如。我就此回忆起这段经历。这几本书正是我曾在作协资料室工作经历的综合性运用。
千万不要以为书库里翻书纯粹是长知识，有情调。当年的书库，没有空调，空气不流通，还弥散着防霉防蛀药的气味，更不可能喝水喝咖啡。在那种几乎密闭的书库里，如果是现在，很难让人坚持得下去，但当年的艰苦奋斗勇气，确实是会发酵为精神。没有人逼着我去泡书库，一切都是心甘情愿。沿着每一排书架，从需要踏梯而上两米多高的第一层，到离地面仅仅三四十厘米高的最底下一层，每一排每一层，我都不会放过，几乎每一本我都曾翻过，幸好那时年轻，爬梯也罢，蹲下也罢，都没问题。真是把自己的一段青春记忆，都用在了记住那么多书上。
况且这一个“书房”还记载了好几位文学大师的翻书旧历，这也是作协资料室曾经的辉煌。几次政治运动之余，许多受冲击的作家，曾在资料室劳动改造过，也就是说，我和一些我所崇敬的文学大家，在不同时代做过同一件事。每一次做完图书编目——为每一本新书制作一张图书信息分类编号的卡片，当然是钢笔书写——而后把图书卡片插入图书卡片盒的时候，经常会发现大师们的印记。有前辈同事告诉我，这是巴金的笔迹，这是吴强的笔迹，这是某某作家的笔迹……那一刻，自己都觉得这项工作的神圣感又升华了。再去书库翻书，会循着文学大师编目过的图书，去翻一翻。
如果说，在图书编目卡片上可以和前辈作家神交，那么在作协资料室，几乎每天有作家来说说话、借借书。当时作协资料室的藏书很有“江湖地位”，且当时，从图书馆借书是文化人的生活习惯。他们来借书，常常也是听闻到了某本书，或许还说不出书名，再后来，他们往往是问我在看什么书，我俨然已经是荐书人。感谢那一个时代，文化人崇尚清谈，很少功利，可以为了几本书谈论好些时间。简直就是一个读书沙龙。
这一段特殊的读书经历，对我影响很大。我不想说一些大人物因为在图书馆里呆过，于是变成了大人物。不过在图书馆里翻了很多的书，还有与文学大师的“错时代同事”，实在是可遇不可求。我的读书你不会啊。
好书助我“突围”
张渊
都说“书是进步的阶梯”，于我而言，书岂止是阶梯，它更是扭转我人生航向的舵盘，帮助我走出泥淖困境的救星。
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夫妻离异相当少见。在我就读的小学班级里，像我这样父母二者缺一的孩子，绝无仅有。每当老师发下履历表，填到“父亲”一栏时，我都得偷偷摸摸地写下与同学不一样的两个字——“离婚”。在身心都没有成熟的童年时代，那种深入灵魂的自卑感，是生活在如今单亲家庭里的孩子所无法想象的。同在一座城市，却恍如天涯，五岁后，我再没见到过那个有着父亲头衔的男人。而我随母亲住外婆家的那些年，更不省心……
我的童年不堪回首，而一本本好书的出现和相伴，是我灰暗童年里最重要的慰藉。
《儿童时代》、《好儿童》等儿童书刊，现在看来内容简单、印刷粗糙。然而就是它们，给了我最初的是非善恶观，是重要的第一口精神乳汁。(上世纪)七十年代的物质条件匮乏，何况我们这种单亲家庭，我只能省吃俭用，将母亲拨给我的有限零用钱尽可能都花在书上。为了省下三四分的电车费，我每每往返徒步几公里，从虹口区走到静安区、黄浦区去买书。有一年的买书经历最是难忘：“六一”儿童节当日，我到南京东路书店挑了几本连环画，刚出门，就被几个混混迎面拦住，一把夺走。那是我攒了好几个月才换来的宝贝啊!我哭着追出大老远，还是眼睁睁地看着那伙人没了影子。被抢的一沓书中，有一本书的书名我至今还记得——《倒长的树》。
《倒长的树》被抢了，但我爱书的志趣并没有被夺走，我最终也没有像被抢走的这本书的书名那样，“倒长”为一个扭曲者。我凭着从书里看到的知识、学到的本领，成长为一个活得有尊严的人。我以技校学历，自学考出了大学文凭。我勤练文笔，深夜啃泡面写文章。天道酬勤，历经20年的艰辛文字跋涉，我发表了上千篇作品，获得了很多写作奖项; 又从基层擢升到企业的办公室岗位，负责宣传工作。
我的另一半，也是个从书中汲取到力量的受益者。我们携手共创未来，贷款买房，结婚生子。当我在39岁“高龄”，用那双捧惯书本的手，捧起胖嘟嘟的儿子时，我感到这是上苍对我的回报。
而今，有时难免还是会感到压力和艰辛，但我想，只要有书，有好书，那么，我、妻子，所有爱书的人，就都能从当下的困境中突围出来。
读史改变了我
张知航(初一年级)
有一件事，让我体会到秦汉的雄风、隋唐的盛世、大宋的文治、蒙元的武功，这件事就是阅读史书。很大程度上，它，改变了我。
最初，我对历史并不感兴趣，它在我眼里，只是一串索然无味的年份而已。每看到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这些厚重的大书时，我都会感到头痛。
我十岁时，那年寒假，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去香港，委托五外公来照顾我。五外公一有空闲，就坐在客厅里看一本厚厚的大书。有一天我做完作业，便问他看的什么书，五外公笑了笑，神秘地说：“航航,这本书叫做《明朝的那些事儿》，可有意思了!”我有些不屑一顾，心想“不就是一堆枯燥的地名、人名嘛”。五外公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微微一笑说：“航航，可不要小看这本书，它由白话文写成，语调诙谐，深受好评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看了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就看入迷了。正如五外公所说，这本书并没有什么“之乎者也”之类的话，而是轻松愉悦地讲述了大明三百年的风云变幻。我被书中刘伯温的经天纬地之才、戚继光与士卒的同甘共苦、海瑞的直言进谏，深深迷住了……原来，在我眼里死板的历史竟然这么有趣!
从这以后，原本连看都不看的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 也变得令我爱不释手，几年没翻过的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成了我的“掌上常客”。我体会到了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大漠风景以及“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水乡韵味;还通过详实的记载，“见”到了“气拔山兮力盖世”的西楚霸王项羽、“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”的诸葛亮、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……
读史，开拓了我的眼界，让历史在我眼前转化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故事，幻化出一幅幅气势磅礴、引人入胜的画卷。
一次阅读欢宴
王春玲
2012年我曾有过一次匆匆的香港之行，吸引我的除了商场的打折与迪士尼的狂欢，还有那些在街头、机场、火车站等随处可见的书报摊。书报摊吸引我，因为我是爱书人，但其内容我大多无法苟同。凭我粗浅的印象，书报摊上的读物都是围绕着盈利这一目标转，成人杂志几乎都摆在书报摊显眼处。我窃想，以前听人说起香港是“文化沙漠”，看来也不无道理。
我好友的妹妹马悦在香港工作，也是个爱书人。去年她从香港回来，我们一起吃饭时，我谈到了对香港书报摊的印象，马悦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只是建议我7月份去看看香港的书展。我如约前行，没想到这次的香港之行竟然化身一场阅读欢宴。
香港书展在每年的7月举行，去年是我第一次逛香港书展。一走进展场，扑面而来的就是书展热闹的气息，出版社的展台密密麻麻摆放着书，抬眼望去，到处是书的广告与海报。各种各样的书，铺天盖地的书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书展上的参观者大多是大、中、小学的学生，年龄大的学生大多是结伴而来，年龄小的则由父母带着。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书在书展上占了很大比例。这些学生也不完全是冲着书来的，因为书展现场也有最新电脑游戏、新潮玩具等，但绝大多数还是来看书的。我不禁惊叹，原来香港有这么多的“读书种子”啊!
香港书展以现场售书为主，相当于内地的书市。书展上的书大多很优惠，很多展位打七折、八折，甚至五折;每个展位都有独立的收银台，结算速度很快，并无排长队的烦恼。虽然相对于内地的价位，也算不得很便宜，但我被这样热烈的气氛所感染，最终还是满载而归。
这次香港之行，我真真切切进行了一次阅读欢宴，不仅储备了大量的精神食粮，也改变了香港是“文化沙漠”的成见。而且香港书展上的一项小规定也颇为暖心，那就是下午进书展要25港币，来港游客凭证件只需10港币，比当地人还便宜。
